傅莹在《经济学人》发表文章“中美为何必须携手抗疫”
傅莹在文章中指出，世界需要中美的合作。中国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希望能够尽早了解新型病毒的传播危险并尽早做出响应。在对病毒的人传人有了明确结论后，中国马上于1月20日公布，并且3天后即封城武汉，不惜以经济和社会生活停顿为代价，最大程度确保民众安全。但在不久之后的慕尼黑会议上，政客们的焦点却还停留在华为与5G的问题上。中美双方在应对恐怖主义和金融危机上曾有过广泛的合作。她呼吁各方放下分歧，将公众健康安全放在首位，并尽可能的帮助医疗卫生系统薄弱的国家，防止二次危机的出现。
傅莹在撰文中提到，中国不是以前的苏维埃，更无意成为第二个美国。在疫情面前，国家间依存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希望继续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道路，世界则需要放下传统思维，寻求相互尊重，公平公正，互利共赢的模式。世界需要中美的合作，双方领导人也一致认为新冠病毒是全人类共同的敌人，这为合作带来了希望。但同时，傅莹也提到，当下采取的措施，将决定疫情后世界如何发展，如果中美未能达成合作，疫情给全球带来的负面影响会是不可估量的。
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Bill Gates）对次也有类似的看法。他在《经济学人》的撰文中提到，抗击疫情不仅是个医学的问题，如何让所有人从中获益也体现了我们的应对能力。1945年二战结束后，联合国的成立减少了冲突的产生。在新冠疫情结束后，世界大国也应成立相应组织，防止下一次全球疾病大流行的到来。比尔·盖茨认为，在疫苗大规模使用之前，人们的生活很难恢复到正常状态。他希望在2021年的下半年疫苗能得以量产。倘若我们真的能在2年内实现从发现新疾病到让大众获得免疫，人类将再一次创造历史。
除此之外，比尔·盖茨还预测全疾病大流行将推动检测技术升级。在未来，疾病的检测可能在家就能完成。更多抗病毒药物也会被发现，从而更有效地应对新型病毒。
除了科技的改变，疫情之后，人们的价值取向将发生改变。前英格兰银行行长马克·卡尼（Mark Carney）在其《经济学人》撰文中表示，创造力和活力虽仍将受到推崇，但新冠疫情将从多个层面改变现有价值。首先，在成功研发出疫苗之前，旅行限制很难解除，全球经济将变得更加脆弱。其次，企业虽然能从政府得到财政支持，但这也会导致债台高筑，甚至因失去现金流而倒闭。再者，更多的公司会重新审视风险与企业韧性，为应对“黑天鹅”的再次出现做出准备。最后，个人投资行为也将有所改变。疫情和疫情引发的失业不会被很快忘记，高杠杆的投机行为也将有所减少。长期以来，价格取代了价值，市场经济也变成了市场社会。但新冠疫情将扭转这一形势，大众的价值观会深刻影响个人的价值观。因为在疫情面前，人们优先考虑的是公共健康，而非经济滑坡。
从新冠疫情应对措施的有效性来看，亚洲国家的表现无疑优于欧美国家。根据前新加坡常驻联合国代表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的观点，虽然理论上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有着更高的公共卫生水平，但中国，韩国和新加坡等东亚国家的患者死亡率明显更低。这与政府的执行效率和文化差异密切相关。毫无疑问，新冠疫情的出现，将加速亚洲成为世界的中心。经济学人智库（EIU）在今年三月发布预测，2020年，G20国家中，除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外，经济均会出现负增长。亚洲国家将更深层次地加入到全球治理当中，中国也会在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组织中承担更重要的角色。马凯硕还表示，中国会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其实力，这对国际社会来说，是个更加民主的选择。
